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阶级主要由“中产家庭”组成。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中二代，是世界各发达国家高科技人才的主要来源（中一代，大多为自身的发展而错过了创新年龄；富二代，大多只图享受而缺乏进取心）。

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主要是教育和能力发展正常的中产子女（二代或多代），部分接受了良好教育并有较强职业能力的“贫二代”，以及少数“返贫”的“富二代”。

中产阶层发展的主要障碍：部分国家的社会制度，阻碍了贫困阶层子女的上升通道，使社会阶层固化。在中国，城市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产家庭的正常发展，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的最大风险，并使现有的中产阶层快速减少（流失）。“非均衡生育”是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采用“均衡生育”是中国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因此，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饥、渴、衣、住、性的方面的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强大的动力。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而到了此时，这些已相对满足的需要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

这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事业和丧失财产威胁、避免职业病的侵袭、接触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当然，当这种需要一旦相对满足后，也就不再成为激励因素了。

这一层次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伙伴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或保持友谊和忠诚；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接受别人的爱。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感情上的需要比生理上的需要来的细致，它和一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都有关系。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尊重的需要又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内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总之，内部尊重就是人的自尊。外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

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 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10来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小康。

自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若干年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经济学人就将中等收入阶层与时髦的中产阶级划上了等号。这样的倡论，其作秀成分多过严肃的学术探讨。

·1、通过提供知识来获取收入，或者通过经营小规模生产资料来获利；^[1]

·2、拥有满足人们安稳生活需求的资产，如：房、车、存款；

·3、能够完全满足基本生活用品消费需求，注重物质生活的品质，具有一定的奢侈品消费能力；

·4、具有较强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需求，注重个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

.5、没有资产阶级的巨大财富，也没有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2]

.6、对安稳的社会环境有强烈的依赖，群体利益受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的影响较大。

这几年中产阶级吵得很热闹，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楚定论。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农历马年底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在这份听名字极容易令人联想起毛泽东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基本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似乎有些讳言。

现阶段我国的中产阶级只有5%，中产阶级是有指标的他的资产至少要在1000万元以上，起码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符合当前政府利益的，中产阶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稳定程度。 （来源于《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作者：李苏淮珠海出版社）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 职业区分中产阶级，存在较多争议，如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局长、处长与一般科员、办事员显然就难以相提并论，“重要”机关工作人员如工商局、税务局工作人员，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如地震局、档案局、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语。同为IT技术人员，一些人可能住别墅开洋车，一些人则只能天天吃泡面挤公共汽车。更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倾向以收入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惟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但即使大家都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区分谁是中产阶级，谁不是中产阶级，也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比如在美国，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人群都属于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年均收入标准应该在4万美元至25万美元，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区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而论，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

在号称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区分中产阶级的标准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来说，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说法，印度现有中产阶级约3亿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现在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48.5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计算，2001年，印度有6000万个家庭已经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3亿人。

以此看来，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你说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为缺乏统一标准，随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而论，倘若户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为中产阶级家庭，700美元按现在我国的外汇比价，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分摊到一家5口，年人均大约只有1200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恐怕连吃口饱饭都成问题，就别提什么“中产”不“中产”了。美国商业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场之一的时候说，印度目前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1.75亿人左右（比印度有关机构的估计几乎少了一半），在未来，这些印度中产阶级每人至少还要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压力锅、一个吊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他们中2/3的人还要购买一辆轻便摩托车、一台彩电、一个电熨斗、一个食品搅拌器和一台缝纫机；一半以下的人要买一台冰箱……“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在旁人看来，这更像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约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左右。

可资比较的是，2001年美国研究顾问公司曾进行过一项中产阶级生活费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

一个3人的美国底特律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人均3.3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美国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美国的下中产，但要在北京达到美国底特律下中产家庭的生活水平，则一年需要78万港币，也就是约80万人民币。这是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也不敢梦想的一个数字。可见彼也中产，此也中产，彼中产与此中产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莫衷一是。有学者主张，在中国年均收入达到1万至4万人民币的，就可归入中产阶级。年均收入1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大概只够勉强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而拥有私人的住房、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两项硬指标。以北京现有的房价水平，年收入1万元，在北京四环旁边买套建筑面积在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150年。

中国近30年来，在经济上和GDP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国外有关机构的研究，一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一些专家认为，比较合理的有关国内中产阶级的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倘若中国真的有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多少？哪些人群构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群？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于2002年5-7月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 、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采取多相抽样的方式抽取大、中、小城市3997户居民家庭作为有效样本户，进行了中国首次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调查结果截止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22.83万元。考虑到这是户均财产总值，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了，所以，报告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众多质疑。然而，更为惊人的数字出现在今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公布，北京城镇居民平均家产达47.5万元，比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22.83万元高出1倍有余。这个数字一公布，一时舆论哗然。

统计局数据的真假，其可信度，我们不想讨论。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衡量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200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2月末，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03万亿元。另一组数据，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国内51%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数富裕个人和家庭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20%的富裕个人和家庭占有了我国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一半还多。为计算方便，假若我们将每一个存款账户都看做是一个家庭，而每个家庭人数以标准的3口人计算，中国13亿人口，可分为4.3亿个家庭，其中的20%，也就是不到9000万个家庭，拥有国内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5万多亿，户均将近6万元，若其中又有1/3，可归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到不了1亿人，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人。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组数据。有消息说，截止2002年底，北京拥有私家车超过90万辆，如果我们假设每一辆私家车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则北京有中产阶级超过90万人。假若全国各省市都达到北京这个水平，全国则有将近3000万人的中产阶级。另外，还有一说，中国目前有1000个亿万富翁，有300万个百万富翁，如果此说可靠，那么就很难相信一些“专家”所乐意张扬的，当前中国中产阶级超过2亿人的说法。事实上，我们相信，中国目前拥有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是比较“高标准”的中产阶级，即在经济上，人均年收入达到1至5万美元。众目所睹的事实是，中国中产阶级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少部分城市，只有达到如此收入，才有可能在这些地方买得起一套象样的“中产阶级标准”的商品房，满足中产阶级至少有一套房子，多数有一辆车子的隐性标准。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调查，目前国内城镇居民的收入标准呈现阶梯状分布的特征。

有一个说法，当代中国社会最富裕的10类人分别是：1、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2、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3、股市上的成功者；4、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5、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6、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7、部分新经济的CEO；8、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9、部分归国人员；10、部分学者、专家。这一说法与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调查基本相符，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民间传说”的可靠性。中国中产阶级最大量的应该产生于上述10类人群。其中，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以及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私有化，私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中产阶级的制造机。同样，如摩托罗拉等类的跨国公司也都像流水线似地替中国复制着“稀缺”的中产阶级。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有许多说法。国家信息中心某人士去年在深圳说：“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此人士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其信心之爆棚，令人瞠目，只是不知其讲话的根据何在。著名的美林公司也预测说，未来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但美国法院去年的一项判决告诉我们，即使是像美林这样的国际公司，有时候为了利益的需要，也是经常会说谎话的。所以，对这样的“悦耳”之言，我们需要两面来听。

中国未来需要更多的中产阶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上述10大富裕人群及一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外，北大教授萧灼基认为，未来中国中产阶层将主要来自以下五类高级人才：其一，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科研人员。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投入到企业中，如果该企业上市，他们就可获得大量的分红。其二，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不是指现行体制内的从业人员，而是指民营、外资企业的工作人员。其三，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这些人的收入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将会大大提高。其四，外资企业中的中国中高层人员。在北京，已经有了所谓的“首代”阶层，即外国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他们与国外同类人员同工同酬，又享受国内的低廉消费。其五，一部分私营企业家。另外，股市的一些股民也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提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形成足够大的中产阶层的五条标准，

·一，城市化率是否达到七成以上；

·二，“白领”社会劳动力是否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

·三，恩格尔系数是否平均降到了0.3以下；

·四，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并保持在0.25至0.30之间；

·五，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6年12月13日发布的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指那些年收入介于巴西和意大利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人群（分别约为4000美元和1.7万美元）。目前，这些幸福的少数阶层仅占全球人口的7.6%。但报告预测，到2030年，他们的数量将增至12亿，占全球人口的16.1%。届时，40%以上人口进入富裕和中产阶层的发展中国家数量将超过30个。而目前，达到这一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只有6个。

毛泽东在1926年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时，明确地把中国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产阶级，认为这个阶级代表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个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在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封建军阀压迫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中产阶级的矛盾态度，决定了中产阶级以其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的思想，只是一个幻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从事脑力劳动的雇员也称中产阶级，主要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和销售员等。这是西方学者在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不断发展、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新情况下，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种理论观点，其目的在于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或正在“中产阶级化”，从而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淡化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在我国又称“中产阶层”、“中间阶层”，或“中产者 ”、“中等收入者”等等，它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说的阶级了，而是指社会上 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总的来 说，我国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即作为一个 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是一群相对富有，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 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

1951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 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状况。 他指出，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政府部门 的中级行政官员， 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所组 成的新的群体——“中产阶级”。他做出了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即“中产阶级 ”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

（1）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

（2）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

（3）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俸。

（4）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 目前在我国，一般而言，无论是时尚传媒还是普通百姓眼中的“中产阶级”，往往就是与“白领”及“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群体。从有关访谈中所获得的材料看，调查对象一般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有这样几类人：

1、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私营企业主；

2、 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主要指类似办公室文秘、技术工人等）

3、 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工程师及各类市场稀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 国营大企业及垄断行业的“老板”；

5、 传媒、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大腕儿”。

在中国大陆，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结论。

根据安联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定义：人均财富介于6,000欧元到36,200欧元之间。越来越多贫困国家的家庭跻身于富裕中产阶级之列，以亚洲尤为突出。海瑟表示：“现在亚洲（日本除外）有大约2.2亿人口属于富裕中产，其中超过一半住在中国。这意味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富裕中产说中文。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见证，并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深远影响。”中国的人均金融资产为3,293欧元，但私人财富增长迅速，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实现了近五倍的增长。^[3]

在香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吕大乐说“这（收入）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按照这样标准，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30%。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定义，每个月收入1万至4万港元的住户列为中产住户，这类住户占了整体住户数目的55%。

就收入而言，美国的通产家庭年收入在3至20万美元的即可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据估计大约80%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

近几年关于改革方向的大争论中，有许多人套用传统社会的两分法，将中国当今的社会群体简单划分为“富人”与“穷人”、“权贵”与“弱势群体”、“精英”与“草根”两大类。吴敬琏指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将本属于大众这边的“中产阶级”划入到与大众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了，不但搞乱了自己的阵线，而且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目标，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敌人，即极少数贪官污吏提供了掩护的作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第201页，2007）。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问题。

“中产阶级”（theMiddleClass，或称“中等阶层”、“中间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处于富裕阶级（或上等阶层）与贫困阶级（或下等阶层）之间的一种社会群体。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产阶级”不完全是按照收入高低和资产多少来划分的，其基本特征是：他们主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特长来获取收入和赢得社会地位。

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新兴的商人、经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专门职业者（律师、会计师）、医生、教师等，他们位于贵族、僧侣、教士之下，处于“第三等级”（贫民）之上（《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下卷第103页，1992）。从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布来看，“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守法企业家、企业高级职员、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大学教师、医师、律师等。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产阶级”呈现出由弱变强的趋势。“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兴起以前的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即社会的一端是少数权贵，社会的另一端是劳苦大众，居于其间的“中产阶级”人数少、地位低、影响小。随着“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中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逐步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产阶级”，且上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

“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往往发挥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国内外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中产阶级”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参阅李佐军著：《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为什么“中产阶级”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有：一是“中产阶级”对于只能依靠特权才能获得富贵的传统社会强烈不满，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二是“中产阶级”具有知识和专业特长，他们对依靠个人努力和专业特长可以取得成功的公平竞争的现代社会充满向往，因而他们会积极参与新社会和新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三是“中产阶级”往往倾向于改革和改良，而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他们是天生的“改革派”。

相对而言，下等阶层往往因贫穷而缺乏专业特长和教育知识，他们对上等阶层的奢华生活和优越社会地位充满嫉妒、愤恨和向往，因此他们一般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推翻上等阶层的统治，并将统治权攫为己有，再重新建立起一个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社会”。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贫困阶层比重越来越小，“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改革的内在动力越来越强。但在近年来的改革争论中，有的人采取简单的社会两分法，煽动社会弱势群体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其他所有群体进行攻击，混淆了“中产阶级”与“权贵”和腐败分子的本质区别，这将对“市场化改革”、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中产阶级”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只要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富起来，那么对这种富裕就应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因为这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这种富裕也进行排斥和打击，那么现代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当然，对那些依靠非法和巧取豪夺手段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则要毫不留情地进行限制和打击。

总之，要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中产阶级”合法致富和发展，使“中产阶级”成为推进改革的中坚力量。

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这是一个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也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所有人都承认，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对于私营经济和某些领域市场化合法性的逐步认可，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可以从收入水平上进行标识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富裕收入群体”。
　　但这样的群体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吗？中产阶级这四个字本身包含着物质收入、精神旨趣、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指向等多重维度的综合意味。而在中国，对于这个群体的判定基本只能依赖财富这一项单独的指标。如果考察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将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存在严重裂痕的“想象共同体”。
　　中国目前的富裕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大都与之前的旧体制有着无法言说的暧昧关系。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从新旧体制交替中取得了利益，并在日后将其发扬光大；另一部分所谓的新富阶层基于新技术和国外资本迅速积累财富；21世纪开始，一个依靠拆迁致富的群体开始以若隐若现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所以，几乎一切可以满足中产阶级收入指标的群体，都与体制或者大资本直接相关，依靠才智和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进入上升通道的可能性很低。
　　这样的群体成员来源造成了阶层内部对自身身份判断的严重失真。依靠体制转型致富的群体对于原罪的恐惧和对体制的依赖混杂成了奇异的心理景观；而新技术风潮逐渐过去之后，那些互联网企业发现央企依靠垄断资源和政策优势越发轻松的超越自己，而依赖土地拆迁致富的群体则因为自身缺乏创造财富的任何能力，所以即使坐拥大量财富，对于自身社会阶层的认定仍然暧昧不清。
　　造富渠道的狭窄和财富与体制过于紧密的关系，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仇富情绪弥漫开来，所谓中产内部甚至也孵化出对立的情绪。
　　《中产中国》一书中一项于2007年针对6000名中国人的调研显示，40%的中国人坦陈，购物是他们最大的休闲爱好。缺乏基本的精神旨趣是中国中产阶级不成立的又一项基本证据。不可回避，目前中国的富裕阶层还处于弥补物质享乐的层面，他们尚缺乏最基本的精神储备。
　　更加尴尬的是，“中国中产”这个想象共同体的价值观更加复杂和分裂。更多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是推动民主改良的重要力量，但一个缺乏共识的中高等收入群体的集合未必会有这样的意愿，尤其当这个群体很大一部分资产来源都依赖于体制的时候。 他们会对现行体制给予维护，以便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即使他们深知这个体制的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有一天会危机自身，他们的选择通常是离开而非进行推动改革，因为后者所要求他们付出的成本过高。一些学者寄予厚望的对于诸如PX事件的散步行为，只是针对自身就事论事的趋利避害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权利”的争取。
　　这才是“中国中产”的真相，一个以财富数字为标准划入同一个圈子、缺少基本共识和价值观严重分裂的幻象群体。它本身不具备推动社会公正和进步的内在动力，只有当财富与才智直接形成正相关的关系，才会孵化出真正的中产阶级。^[4]

阿曲强巴：《无聊的“中产阶级”废话！》

首先，中产阶级的概念一直很模糊，最初胡平提出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被解读为要在中国打造一个资本家群体，还引来了批判。此後，“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虽有所变化，但始终没离开中等企业主和高薪白领阶层（过去叫小市民，现在叫“小资”）。这其实是个误解，现代中产阶级成为社会大多数，其真正原因在於，劳工、劳农收入大幅提高，从社会底层到达社会收入中位线，从而使“金字塔”变成了“枣核”。有些人写美国劳工运动史，还特意列出了造成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化的重大罢工运动。至於後来的劳工数量减少到中收入者的少数，一是由於资产向穷国转移和国际贸易增加使劳工转移到了服务业，二是劳工的再度贫困化（如近年来美国的钢铁工人）。所以，没有劳动者收入的大幅提高，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无异於痴人说梦。什麼时候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体，当他们成了中等收入者了，中产收入阶层自然就是社会的主体，哪里轮得著小市民做什麼精英、主体、主流！

其次，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似应以社会收入中位线收入数字倍数的上下限各50%为宜。这样，当这个范围内收入者人口数字达到全体人员总数的60%时，收入者人口总数中高位的20%和低位的20%平均收入比（中国现行的贫富收入比）刚好为4：1；当这个数字达到80%时，高位的10%和低位的10%平均收入比（世界通行的贫富收入比）亦达到4：1。这後一个4：1一直是世界评价公平贫富比的标准，和那个基尼系数0.4相一致。如果不确立中等收入的合理范围，“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贫富差距的缩小不会有什麼联系。这麼简单的道理，居然就没有人说清楚过！

其三，各国统计贫富差距时减去最富人群和最穷人群剩下的那个数量占多数的中间阶层不是橄榄社会的指标。我记得看过资料，中国以高低各20%的平均收入做贫富比，算出是3.33：1；然後以这个和美国的高低各10%对比出的贫富比做对比，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小於美国！这种笑话遽然信的人还不少。後来亚行也来凑热闹，赞同中国的统计方式……於是中国有60%中产阶级的说法引来了中国小市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们一阵狂喜。其实，无论10%还是20%，只要按upper class,middle class,lower class来统计贫富对比，把middle class叫做中产阶级，那麼，中产阶级永远是多数——这样一来岂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橄榄社会”了？！热衷於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精英的小市民们就不要再整天“中产阶级"长“中产阶级”短的呱噪了！二十多年前某人只见数字不见人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基础的误读，勾起小市民们取代劳动人民成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梦，吵吵嚷嚷直到今天……咱中国人是不是也太扯了点呀